工作室玻璃櫃裡陳列著五彩繽紛的纏花作品,在光線投射下閃閃發亮著,其中不乏有供新娘配戴的大紅春仔花,還有以漸層色展現的花朵胸針、髮簪,以及結合琉璃珠、金工等多媒材做成的耳環、墜飾等小物件,牆上掛著的則是較大型的作品,畫框中百花盛開爭相鬥豔著,其姿態與氛圍形塑,全賴藝術家王淑梅一絲一線、慢工細活所創造出來!她總是坐在桌前、打著盞小燈,聽著空間中傳來陣陣音樂旋律,雙手指尖輕輕刁著細軟絲線,不斷地在紙板模型上繞著、纏著,看似稀鬆平常的繞圈動作,這回要完成什麼?紙版剪裁弧度計算、絲線顏色選擇,以及多媒材元素搭配組合等,早已在王淑梅腦海中構成藍圖,正一絲一線朝著目標前進! 王淑梅說到,這種以絲線纏繞做成的飾品,客家稱之為「纏花」,閩南則稱為「春仔花」,兩者使用相同技法原理,惟整體顏色豔麗度、造型變化與生活運用廣度上,客家纏花略勝一籌,但兩者均在早期婚嫁禮俗中佔有重要地位,女兒家出嫁前得為自己製作髮簪,以自己的技藝增添光彩,客家待嫁女兒甚至用纏花製成纏花鏽燈、新房掛飾等送到婆家彰顯淑德,王淑梅說:「這項『母傳女』的民間工藝,女兒家從小就得從母親那裡傳承技藝。後來因家傳技藝不外傳加上時代變遷,精緻技藝幾乎消逝,近年來透過推廣與延續,才開始有年輕藝師出現。」 手作纏花係由鐵絲、厚紙板和絲線組成,厚紙板做為纏繞絲線的基底版型,經絲線纏繞、鐵絲組合才能完成。此外,絲線光滑平整、色澤亮麗鮮明,想要作品展現出高細緻度,1條絲線得一分為四再進行纏繞,但絲線越細越容易扯斷,纏繞過程又不能太稀鬆,故指尖力道掌控相當重要。
畫出自己的風格不簡單 琢磨多年不嫌苦 平日午后,府城街區少了車潮、遊客熙攘往來的熱鬧,而靜靜地佇立在舊城區內的「全美戲院」,別具風格的手繪電影看板仍舊引來路人駐足拍照。看板上色彩明暗交錯呈現出的光影效果,就像是為電腦輸出的海報賦予靈魂般,在眼前活了起來,而這一切全出自電影看板畫師顏振發之手!  畫師顏振發當兵前就已入行畫電影看板,至今仍可見他在全美戲院對街的騎樓下,拿著油漆刷筆,隨著構圖時而站立、時而蹲下身軀的動作著,「電影看板不是要畫得像就好,海報僅供參考,最重要的是要畫出自己風格。」顏振發說,但想要「有風格」得琢磨幾年沒人知道。 手繪電影看板從無到有所需素材其實不難,但卻隱藏許多「眉角」在其中,從畫布開始,全美戲院電影看板是用6塊約3尺平方大小畫布拼合,畫布接合處必須精準計算,整幅畫拼起來才不會「走鐘」;油漆顏色則有黑、白、紅、黃、藍5原色,以及橘黃和玫瑰紅2種調和色,只見7罐油漆在顏振發隨意調和下瞬間刷出背景色,顏振發說,「入畫得由淺而深依序完成,漆色最重要的『玫瑰紅』運用得宜,則能讓整幅畫的光影和漸層更加明顯!」站在老師身旁約莫10多分鐘,早已被油漆味嗆得呼吸困難,顏振發笑著說:「全盛時期1個月要畫上百幅,早已習慣那味道,至今也沒生什麼病,就連五十肩都沒有,還是很靈活啦!」
 雲林是布袋戲的故鄉,因此雲嘉一帶誕生的戲劇布景畫師數量不少。布袋戲分為兩大派,「有閣派」和「五洲派」,戲劇布景畫工則分成「朝陽派」與「良雄派」,畫師陳明山小時候因家道中落,14歲斷了學業,想學得一技之長幫助家計,賣過肉包、甘蔗以及枝仔冰的他,輾轉應徵上布景學徒,師承朝陽派畫師張錦濤,花4年時間自我鍛鍊,他回想自己做學徒時,不僅要24小時待命、畫草稿想故事、腦力激盪不停歇,還要自己手工釘木板,不靠電鋸做出舞臺架構,可說相當辛苦! 50年代的台灣,當時生活並不富裕、晚上也沒什麼娛樂,夜晚看戲需求大,眾人總期盼戲臺布幕拉起的那刻,而看戲也有分淡、旺季,淡季僅4∼5個月,所以旺季一忙起來幾乎得天天作畫,以粉料搭配水泥漆材料畫圖為主,但隨著時代進步,布袋戲棚需加強燈光與音響效果,於是螢光漆大量運用,夜晚發出特殊光芒、也被人戲稱為「黑人光」,螢光視覺效果強,觀者也喜愛,且大廟砸錢做布景之講究,甚至不僅要1層布景,背後3層、4層、甚至規劃走景布幕,規模之大、令人驚豔不已。 但戲劇布景畫師也並非人人都可做,薪水不多、要天天作畫、要有天分、但後天更要努力,半途而廢的人很多,陳明山說,因為他自小就喜愛諸葛四郎等英雄人物,對民間或歷史故事如數家珍,自己也喜歡在月曆紙背面畫畫,處女座的他更是要求完美,基本舞台大小約一丈六,別人製作約一週,他要花兩倍甚至三倍時間才能完成,以中央透視手法耗時費工,布景價格雖比別人高,但也有老客人願意等候,例如大甲鎮瀾宮、新港奉天宮、關渡與高雄各地宮廟,都希望能由明山師傅出馬製作,就是要讓自己宮廟邀請的布袋戲上演時,能獲得滿堂喝采。 即使現在的時代變遷,看戲的人口少了許多,但只要還有人願意看戲,師傅們就會繼續畫下去,畫師筆下戲偶舞臺威風凜凜,要讓一場場好戲,輪番上場!完成的布景,都還要經過再次演練,跟徒弟們一起端詳哪裡還需要改進。
 在民生困苦的年代,生活中常用到的金屬物品,只要能夠再重新修補黏著上的,便都會找上振崑熔接處的老闆楊振崑,人稱「阿崑伯」的他,13歲就開始接觸熔接工作,喜歡挑戰別人做不好的事情,爽朗的他笑著說:「以前師傅不想做的,我通通都撿起來做,修補好了就很高興。」 金屬熔接做的都是修補工作,從微小的水壺黏接、火炭爐支架、到剪刀等數不完的家用品都有,全盛時期,店面幾乎24小時營業且請了10多位學徒,連半夜都有人送貨來,還甚至修理過台鐵的火車、飛機零件、發電廠的引擎,慢慢接觸到高級名車的引擎修復,成為許多金龜車、雙B跑車車主的指定師傅,阿崑伯說,這一類都要以鎂合金,加上適當的藥品、氧氣混合成上千度的高溫來熔接,需要很多耐性和細心。 藝術品生鐵水壺也是如此,過去曾經有客人將日本購回的生鐵水壺送回日本修理卻不完善,再回到阿崑伯手上後,才整理成看不出瑕疵般的新品,從此名氣大開,訂單從香港、中國等各地蜂擁而來。 而修復的製程必須忍受燃燒生鐵時上千度的高溫,再經過降溫、打磨,反覆做工至水壺不漏水、精緻的壺嘴及雕花修復等,最後再上一層耐熱漆,既繁瑣又費工,阿崑伯還曾因此雙腳膝蓋都起水泡還不自覺,更別說臉上也會因為高溫脫皮了無數次,阿崑伯笑著說:「就是興趣啦!專門挑困難的來做,漸漸培養出對金屬的判斷力與敏銳度,也教了很多徒弟、徒孫出去開業,有難題也都會轉介回來!」而兒子楊宗憲,也因為興趣,擅長輪圈金屬的修復,現在也成為父親最棒的接班人。
 「你去拍自己的部落好了!」陳潔瑤回憶,在原住民電視台任職時,常因拍片走訪全台原住民部落,當時主管隨口給她一句建議,讓她重新回鄉紀錄耆老口中的傳說,提筆寫下原住民的故事。 陳潔瑤出生於宜蘭縣南澳的泰雅族部落,從小在都市成長,只有逢年過節才會回家鄉;拍片、寫劇本的過程,讓她更瞭解自己的身分,也看到不同族群面臨的困境。2007年她寫下以故鄉南澳為主題的劇本《不一樣的月光》,並於2010年自行執導拍攝完畢,一舉成為台灣首位原住民女性導演。 在原民台期間的所見所聞,皆成為她創作劇本的養分,陳潔瑤笑說:「曾在魯凱族部落出外景,看見傳統的石板屋,沒想到走進去,裡面是居然是網咖!」之後構思第2部劇情長片時,自然從過往拍攝經驗中取材,剛好當時拍了短片《小獵人》,描述2個小孩打獵、販售的故事,因此成為《只要我長大》的劇本原型。 寫劇本期間,陳潔瑤曾赴新竹尖石的部落找尋靈感,遇見一位充滿教育熱情的身障課輔老師,她興沖沖地拿著快完成的劇本給老師試閱,沒想到老師回她:「怎麼跟以前的原民故事差不多」。為了跳脫框架,陳潔瑤選擇留在部落跟孩子聊天、聽耆老說故事,最後甚至把身障課輔老師的角色加入其中,完成《只要我長大》這部以孩童視角傳達部落現狀的清新小品。 劇本是一部電影成形的根本,陳潔瑤認為,劇本創作無中生有、難度很高,如何在創作時不落俗套?多聽、多看、多了解是編劇的基本功。陳潔瑤從自己的部落出發,寫原住民故事,創作風格相當鮮明,問她難道不擔心非主流的題材必須面對更多挑戰?她只笑說,別把故事當成非主流來看就好,「相信做自己有感覺的東西,就可以感動更多人。」陳潔瑤(中)在拍攝期間,也會和小朋友討論劇本與台詞,讓故事更貼近孩童的生活。
 今年以紀錄片《日常對話》首次入圍金馬最佳剪輯的林婉玉,同時也是獨立影像工作者跟紀錄片導演,林婉玉笑說:「聊剪接的話,我只能從紀錄片來談喔!」 嚴格來說這並非她第一次踏入金馬殿堂,2006年大學畢製作品《樂生活》獲得現已停辦的金馬國際數位短片競賽最佳紀錄片,去年獨立製作的紀錄片《台北抽搐》也在台北電影節嶄露頭角,獲得導演黃惠偵欽點加入《日常對話》剪接,沒想到挑戰才正要開始。 林婉玉回憶:「最大的困難在於片子幾乎拍完,導演還不知道怎麼講故事,所以我得邊看素材邊問現場情況,以前以為自己算會解構東西,但當時有點不知所措,導演和製片剪接期都坐我背後,製片還是美籍台裔,會因文化差異一直發問,好處是直接代表外國觀眾的看法啦!」林婉玉停頓了一下,「就是很紮實地經歷如何與別人工作。」 林婉玉認為,剪接是將電影重新書寫,從素材中找出說故事的最大可能性,用畫面、聲音跟氣氛自成一種語言,不被角色台詞束縛。她覺得最貼切的見解,是剪輯老師Cathie Dambel說的:「剪輯是表現人類心智的活動,讓種種不連續的事物連續。」 學剪接技術不難,創作才最難。林婉玉直截了當地表示,台灣教育對藝術創作不重視、甚至刻意打壓,我們在這樣的環境長大、認為理所當然,直到要追求美感時才發現真相。「創作這件事很重要,不只對作品,還影響對事物的看法,以及如何面對我們的國家、甚至是生命。」 創作之路不易,但她認為只要找到自己相信的事情就好,「說點現實面好了,入圍金馬對我來說沒什麼差別,只是更多人認識我,但下一步可能還需想2、3年才出得來,因為我無法靠創作過活,必須接案子,但這樣並不能帶我到金馬獎,要把握自己的狀況,才能平衡麵包與夢想。」正因每個人的故事都不同,只要改變一下書寫方式,就能創造不同的結局。林婉玉說,當剪接工作進行時,會在牆上貼滿便條紙,幫助釐清故事架構與順序。
 走進工作室,投影幕上《一路順風》正播到公雞「啪嗒」一聲大便落地,令人莞爾,好奇地問郭禮杞這怎麼收音?他從眼鏡上方看著我們說:「那是人吃東西吐出來的聲音。」 電影臨場感來自視、聽雙重刺激,隨畫面傾瀉而出的各種聲音,都是經過現場錄音師敏銳的觀察和後期音效設計完成,像賽車競速的急轉煞車聲,是拿塑膠桌墊在桌上磨、再進電腦處理而成;錄音師也要懂得蒐集現場聲音,像演員將杯子放桌上,就要記得收那輕微的碰撞聲,否則後期就要重配。 在以聲音為主軸的《最遙遠的距離》,不只要還原現場音,還得美化它。「樹林間不能只有樹的聲音,要設計一個讓大家感受這個場景的提示音,如鳥叫聲。」郭禮杞分享,「鳥也不能亂放!還必須考察當地生態才行!」至於戲中2個大男人在港邊談心的場景,也不只對白這麼簡單,「其實現場很吵,環境音全是重做的。我另外去錄船、繩子跟水波聲,放在2人談話空檔中,用聲音營造尷尬寂寥的氛圍。」他在做片子時,會將人生經驗放進劇情、設計音效,他說,這就是每個音效師的個人風格。 拿下3座金馬的郭禮杞,也有過被李安掐脖子的菜鳥時期。「我第1部電影是李安的《飲食男女》,郎雄最後一場戲哭不出來,綠油精眼藥水全上也沒用,好不容易掉淚結果麥克風穿幫,李安跑過來掐我脖子問怎麼會這樣?」郭禮杞笑著模擬當時情況,「其實李安也知道景這麼啷、郎雄又哭很小聲,如果要錄到麥克風一定要拿很近才行,會穿幫表示錄音師非常想錄到聲音。」郭禮杞對聲音的執著與熱情,不但進杜篤之工作室工作,與王家衛、楊德昌、蔡明亮等導演合作,如今更成獨當一面的音效師。 對於台灣電影的現狀,郭禮杞認為台灣的製片應要相信專業,不要老是想著砍價,好的音效能為電影加分,否則在不斷妥協中作品品質會跟著下降,拍電影的人也會越來越少就算只是一個車內的景,也要設計聲音,像是人坐在椅子上發出的磨擦聲等,放大這些細小的聲音,就會有電影感。
 甫於二日前上映,結合黑色喜劇與公路電影元素的《一路順風》,在緊湊的劇情之外,記錄了北南兩地的公路風景。劇中人物在江湖上走跳,停滯原地的畫面不多,最讓人有深刻印象的,無疑是窩藏黑社會分子的保齡球館。 從閒來無事的黑道老大持球擲出的動作開始,我們視線跟著在球道上滑行的保齡球移動,球道上布滿或深或淺的擦痕,多處甚至破裂凹陷;自動排瓶器也失去了功能,當又髒又舊的球瓶一擊撞地,下一秒就在大哥斥喝聲中被小弟一一扶起。不過數秒場景,透露它荒廢多年,還能充當狐群狗黨犯罪溫床的信息。 「這個保齡球館是我們搭建出來的。」趙思豪語氣平穩地說著。「這個廠房是在一座廢棄遊樂園裡,因此初期我們是朝做一個遊樂設施的方向發想,但現實有許多問題難以解決,想了許久,我和鍾導提議『來做保齡球館吧』!」 導演拋出想法,美術設計咀嚼後回以更周全的做法,是一貫前置作業。確定後,趙思豪走了好幾家保齡球館,實地了解尺寸、深度與材質後,開始著手畫施工圖,進片場與工班共同執行硬體作業,並同步尋找相關配件、道具、壁紙等材料。 所以美術設計不是懂得找道具、做道具就好?趙思豪解釋,許多場景都是從無到有,因此基本具備條件應是空間概念,而材質也會影響場景中最重要的光線,這些都是美術設計要有自信可掌握的。 做美術設計多年,絕大部分的是幫廣告做得漂漂亮亮,符合客戶胃口。「電影美術就不一樣了,可以玩自己想玩的東西,做得爛爛舊舊都沒關係。」他笑道。然而不論是保齡球館或過去《停車》的理髮廳、《失魂》的小木屋,曲終人散,終得拆除。 「電影就像一場夢,夢醒了什麼都沒了,有點心疼,但也沒辦法。」 造夢者如斯,追求的或許只是電影中過場的永恆,曾經烙印在觀眾心底的一瞬。趙思豪笑說,自己從小只會畫圖,不會幹其他事情,但做美術設計前,他其實做過油漆工、木工,這些經歷成為日後養分,仔細講求紋路肌理的細節時,帶出美術空間更真實的氛圍。
 「當眼睛貼上觀景窗,會感覺影像從鏡頭通過眼球、映上視網膜、穿過腦、最後到達後腦勺,全世界僅剩自己與畫面。」廖本榕這麼形容攝影的「視界」。 廖本榕從小愛看布袋戲、歌仔戲,但這些興趣卻被升學壓力蓋過,直到北上念補習班、到電影公司半工半讀時才找回戲劇的熱情,放下課本,退伍後隨即入行拍片。那時正逢彩色片引進,廖本榕與前輩一起從頭學,快速累積經驗,年紀輕輕便升上攝影師。 「導演喔~他們想法很多又抽象,有時說的跟想拍的有落差。」拍不同類型電影,廖本榕形容像有人丟給你1桶積木,要想辦法組合,因為攝影不僅代表觀眾眼睛,還要讀懂導演深不見底的內心。廖本榕透過閒聊了解導演最近的情緒和關心的事,感受其心境變化,再推敲出他真正的想法。「每個導演風格不同,有些拍攝節奏快,但攝影不能跟著亂陣腳,快中要有美的堅持,才能獲得信任與尊重,罩住全場。」這樣聽起來,廖本榕口中的攝影好像要十項全能。 電影畫面的構成來自劇組的努力,將其完美呈現是攝影的責任,不只體格要強,心更要寬。廖本榕甚至把所有人的委屈都當成自己的委屈,問他有沒有撐不下去的時候,他說:「當然有啊!妳知道嗎?我曾是警備總部的黑名單哩!」原來廖本榕上高中前,是300人追隨的「大哥」,到處打打殺殺,最後差點殺進棺材。「好險活下來啦∼我就想說是不是老天爺有任務給我,在完成使命之前都要撐下去才行。」察覺到記者沒忍住的驚恐,廖本榕哈哈大笑:「有正當工作以後,不再是黑名單啦!」 金馬獎今年邁入第53屆,但攝影獎歷屆得主之中,台灣人卻不多。栽培後進,廖本榕不遺餘力,擔起教職傳承經驗與技術,對其他老師口中的問題學生也特別關心,幫學生將「問題」內化為人生經驗。比起攝影師的硬漢形象,廖本榕處事更多的是溫柔,如水般隨容器變換形狀、因環境化成蒸氣或冰,以柔軟身段堅持他的生存之道。蔡明亮導演電影《臉》工作照,廖本榕(中)與蔡導(右)的緣分結於1994年上映的《青少年哪吒》,兩人一拍即合合作至今。
 導演是什麼?多數人認為導演是說故事的人,鍾孟宏卻另有他想,「一個導演若只想著把故事說好,那真的是層次偏低了。」 故事人人會說,以當今設備與後製想拍出攝人心魂的畫面亦非難事,但對鍾孟宏而言:「比起視覺,導演更應該要有的是視野(vision)。」亦即導演不只要拍出一個個畫面,鋪陳堆疊成電影,更重要的是擁有個人的影像風格。 因此,從第1部電影作品《停車》到後續的《第四張畫》、《失魂》,不論捕捉都市的親疏冷暖、鄉村的傾頹風景,亦或是高山的氤氳霧氣,都可見導演一貫飽滿濃烈的影像美學流轉其中。近日上映的《一路順風》,延續過去電影對暴力衝突的刻畫,也在激烈的刑求情節與光影映照著滿天塵埃粒屑的畫面之間,構築出令人著迷到無法眨眼的美學世界。 導演堅持自己的影像風格是必須,具體工作內容則不外乎畫分鏡、現場執行以及控制演員,而說到導演與演員的關係,有時也頗耐人尋味。鍾孟宏認為,演員與導演沒必要彼此喜歡但要互相信任,即使開拍後發現演員不如預期,再怎麼棘手都要把它扭轉過來,「這是導演的功課之一。演員演完戲就走了,但我的電影會跟我一輩子。」於是面對像金士傑、許冠文這樣資深的演員,在演活導演心中的角色前,也會有一個鏡頭拍2、30次的時候。 拿過金馬獎最佳導演的他,對於自己是不是個好導演,仍沒有答案。但他說,導演應該要打開耳朵眼睛,多聽多看,而更快的捷徑是,拍了就好。「熱情要趕快實踐啊!不要覺得沒有錢沒有什麼的,那都是藉口。」 訪談末了,鍾孟宏談起這個縈繞他心頭20多年,卻在40多歲才認真投入的職業,「其實,我們已經做不出像過去那樣好看的電影了,希望電影還能再存活個1、20年,讓我有生之年可以繼續拍,因為做電影,真的滿幸福的。」新片《一路順風》中,落魄的香港移民運將與運毒小弟在人生的衝突與矛盾中,自然演繹出荒謬微苦的喜感。
 民國50年代左右,苗栗苑裡鎮上藺草編織盛行,家家戶戶的女孩子都會藺草編織,現任錦泰帽蓆行的老闆娘江錦雲回憶道:「我從10歲起就和堂姊一起編織藺草蓆、提袋手把、藺草扇子等日常生活用品,父親則是凌晨2點就要下田種植藺草,再把孩子們叫醒一起割草,天亮了就開始曬藺草、做女工,常常編到手指流血,用電火布捆一捆繼續做,雖然手很痛,但是當領到薪水,媽媽就會幫我買新洋裝,這是小時候最開心的時刻。」 藺草的生產僅有苗栗、大甲一帶,收成全是靠天吃飯,必須等到藺草開花才能收割,接著曝曬又需時一週,期間若有遇上下雨就全部報銷,得天獨厚的藺草加工後具有特別的草香,又兼具韌性、吸濕又可排解臭味,也成就了藺草編織的美好時代,精巧的手藝可將三角形狀的藺草梗分解成細絲,製作需耗時45天才能完成的細緻觸感藺草蓆,以及手感細膩的淑女帽等,更成為外銷日本的高級工藝品,全盛時期,苑裡老街上就有多達20多家藺草帽席行,民國72年,工業時代來臨,大量的女工轉而進駐針車工廠,藺草工藝也隨之式微,現在老街上僅剩5家帽蓆行,工藝師的消逝與技藝斷層也將成為難以克服的問題。 江錦雲跟隨原本從事鞋業的丈夫陳俊暉回鄉接手家業,開發了藺草鞋墊及藺草拖鞋,使用彈性透氣軟墊及排汗布,功能更實用,同時結合自己擅長的針車改良藺草蓆的做法,現在也有藺草編的生活雜貨如眼鏡袋、零錢包、名片夾等,網路商城也同時上線,江錦雲也於社區學校做藺編教學,讓更多人認識藺草的傳統文化與美麗。
 在傳統芋仔冰淇淋盛行的年代,每家冰店必備的銅勺都由專門的師傅打造,因為銅勺的清洗容易、保養簡單,挖出來的芋仔冰不沾勺、形狀圓滿好看,一家工廠僅只做挖冰的冰勺也能成為主業,後來因為枝仔冰、花式冰品的盛行,加上白鐵製作的冰勺崛起,原本興盛的製冰勺工廠逐漸沒落,約莫20多年前,剩下黃有信一人守著這份夕陽產業,在自宅的三合院依舊維持古法製作出一把把品質優良的冰勺。今年已經87歲的黃有信為全台最老銅勺職人,從20多歲起由學徒做起,黃有信說,當年想要學會做冰勺,一定要花上整整3年4個月,才能學好所有的製作步驟,學完回家後,黃有信更改良製程,甚至還使用二次大戰留下的子彈製成工具沿用至今,還找來適合做勺子的純青銅,經過加熱、捶打成不同尺寸的圓勺,再以釘孔工具及主幹連結成大大小小的銅勺,經常天未亮就開始工作,期間還需要撥空自己騎著腳踏車踏遍新竹、台中、彰化、高雄、屏東等的冰淇淋店推銷、販售,回到家繼續接著工作至深夜,日復一日。 黃有信說,為了養活5個孩子,即便拖著小兒麻痺的身軀,也從未想過休息,看著孩子們各自成家,心中的牽絆才逐漸放下,嘴中開始嚷著說要退休,當聽見孩子黃國樑願意接手,心中也備感欣慰,黃有信用一甲子的經驗傳承,也用青銅串起一家人的同心。
1 2 3 4 5 6 7 8 9 10 11 12 >>